中考大幕刚刚落下，加分政策、加分指标随即进入公众视野。谁的孩子有加分资格，谁的孩子能加几分，这些问题触动着家长和社会敏感的神经，甚至引起公众热议。争议背后，这其实是事关全国考生利益的考试公平性问题。
两年前，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大幅减少、严格控制考试加分项目，要求各地2015年起取消体育、艺术等特长生加分项目；明确必要保留的加分项目，应合理设置加分分值。
然而，各地现行的加分政策之多，加分项目之杂，超乎公众想象。从中国教育改革的现实逻辑看，对“鼓励性加分”实行大幅瘦身，是大势所趋；对地方性的“花式”加分，也是到了该清理的时候了。
本期聚焦中考加分话题，通过寻访、调查、统计，希冀给这一加分政策的走向给予一些参考性建议。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光礼：为了推动素质教育，实行了近20年的中考加分政策基本宣告失败，追求加分是应试教育的变种，实际上也是应试教育。
面对中考大面积加分，部分昆明家长们终于坐不住了。
自2016年5月17日起，云南省昆明市教育局官网陆续公布2016年普通高中学校招生录取加分学生名单。10天后，当所有公示名单出炉后，曹建国（化名）所在的几个学生家长微信群炸开了锅。“（加分名单）触目惊心啊！”不少家长在微信群里先后这样吐槽。
据家长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昆明共有11229名考生获得中考加分资格，占71311名中考总人数的15.74%。随后，一个《一群为孩子争取公平机会的昆明家长的心声》的帖子在自媒体和微信朋友圈上迅速传播开来。逐字逐句读完该文的学生家长曹建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女儿的班上有10%的学生获得加分资格，这太不公平了。”曹建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今年昆明实行中考改革，将总分880分降到了600分，但加分分值、比例并未做出相应调整，“在总分值大幅减少的前提下，每1分将影响100多位的排名”。
事实上，这并不是中考家长们的第一次“愤怒”。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发现，近几年，全国各地有家长陆续发帖质疑中考加分政策，愤怒的声音从未间断。
2014年哈尔滨等地曝出有中学生“连冰鞋都踩不稳”却成为花滑“二级运动员”、汉族修改成为少数民族等中考加分丑闻；四千余北京中考“裸分”家长联名呼吁“取消加分”。
面对日渐高涨的加分“瘦身”呼声，201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要求各地2015年起取消体育、艺术等特长生加分项目。
南方周末记者进一步梳理全国31个省会城市、直辖市及经济特区2016年中考加分政策发现，仍有17个城市保留艺术、体育以及“三好学生”称号等加分项目，其中还包括一些促进人才引进项目。
如果规则不公平，就意味着让没有加分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曹建国等中考家长认为，刺痛他们神经的，是表面看起来很美的中考加分政策，其实是严重损害了教育公平。
为了加分，被迫去见义勇为？
曹建国的女儿就读省重点中学云南大学附属中学，中考前最后一次模拟考试进入全班前十名，如无意外，考入昆明最好的高中不成问题。“加分对我女儿影响很大！”曹建国说，女儿所在班级有61名学生，通过农村户籍独生子女、省级市级三好学生等条件获得加分资格的有7人，“大家起点都不低，居然有十分之一的人可以加分，女儿前十名是保不住了。”
让曹建国意外又倍感沉重的是，女儿在中考前多次向他提议尝试争取加分。有一天，女儿对他说，“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去争取个见义勇为，这样可以获得加分”。“小孩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曹建国说自己除了心酸和无奈外，他希望政策决策者能改进现在的不公平。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包括曹建国在内的千余名昆明市中考家长通过网络发帖等渠道表达不满，“我们不反对加分，也不是要求取消加分，但这加分比例让人心惊胆战！”有不愿具名的家长表示，经过协商，他们将底线放低到要求昆明教育局根据考试总分调整比例，相应降低加分分值比例。
事实上，推行中考加分政策的城市不止昆明。据统计，2016年，上海7.51万名中考考生中，有约2000人享受加分照顾或同分优待，占总考生的2.66%；南京4.7万名中考考生中，加分考生占总人数比例为2.6%；济南共有64290名中考考生，加分考生人数为1412名，约占2.2%；而有10万余名考生的广州，7377名加分考生占中考总考生人数比例为6.98%。
对比之下，加分考生占考生总人数15%的昆明显得有些突兀。在这些考生中，农村户口独生子女和少数民族考生占比最大，分别为4916人和4902人，两者合计9818人，占总加分人数的87.43%。
昆明市教育局最终的回复让家长们“大跌眼镜”。昆明教育局表示，调整加分项和分值涉及方方面面，需要上下联动，各部门之间协调进行。为了保证政策连续性，今年不会改变加分政策。南方周末记者向昆明市教育局追问“连续性”等进一步解释，被其以正值开展中考各项工作为由，拒绝接受采访。
“我们就想问：加多少分、怎么加有没有规章制度？是否有章可循？”曹建国抛出一连串疑问。
针对家长对中考加分政策的制定、执行情况等诸多疑问，昆明市教育局后来在官网上回应称，加分政策并非由教育部门一家制定，如省三好学生的加分政策由教育部门出台，体育类加分由体育局出台，少数民族加分由民宗委出台，农村独生子女加分由卫计委出台等。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兼附中校长吴颖民分析认为，云南作为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之一，比例高“情有可原”，但保证中考公平的关键首先应该将比例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5%以内是比较合适的。”
追求加分仍是应试教育
7月4日，在南方周末联合腾讯网开展的《是否应该取消中考加分？》网络调查中，79.2%的受访网友对于中考加分的意义存有疑虑，认为“意义有限，服务少部分特权人群”；12.4%的受访网友则认为中考加分“保障弱势阶层、特殊群体的教育机会”，仅有6%的受访者认为中考加分政策可以“促进中小学综合素质发展”。
有意思的是，设计中考加分制度，其初衷是为了全面推进中小学生综合素质发展。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新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上世纪90年代末，国家开始呼吁全面提升学生素质教育，出台相关文件要求各地在基础教育中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特长培养。“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能更好地发挥学生特长，各地想到了鼓励性加分办法。”现行考试加分主要分为对少数民族考生、归侨、华侨子女、烈士子女等特殊群体的政策类加分。第二类则是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文体科技特长生等的鼓励类加分。
“中考加分首先从加鼓励类特长分开始”，据文新华介绍，国家对于烈士、海外重要的服务人员、军属等子女升学照顾政策一直存在，但主要通过优惠入学而不是加分等方式。随着加分政策逐渐公开，政策照顾也归纳到中考加分的范畴里。
“中考加分初衷是好的，但是后来就变味了。”一位退居二线的华南某市教育局前局长李学平（化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主持中考加分工作，伴随着国家推行重点学校制度，人们开始想办法读名校，使得中考加分逐渐演变成为进入名校的敲门砖。
除了成为“敲门砖”，李学平说，当年中考加分政策衍生出来的现象还包括各种培训班、补习班兴起，这不仅加剧了阶层分化，因为“只有有钱人才能支付高昂的培训费用，其实这才是让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此外，还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结果跟提升孩子综合素质的初衷相去甚远。
李学平的话在《中国教育问题调查》（以下简称《调查》）一书中得到印证。该书称，自1999年国家开始提倡素质教育，各类课外辅导班市场、教育培训机构成为中国产业发展的新生力量。据调查（2010年），中小学生参加特长爱好类辅导班的原因出于“自己兴趣”只占62%，很多孩子“被兴趣，被特长”了，只是为了可能会产生的分数或将来的好处。
“这样的加分制度让家长孩子在教育上变得很功利，加分的就学，不加分的就不学。”正因为此，十几年来，资深媒体人、教育观察家谢湘一直呼吁取消中、高考加分，“素质教育应该回归到人，让孩子有机会发现自己的特长”。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光礼直言，为了推动素质教育，中考加分实行近20年，基本宣告失败，“追求加分是应试教育的变种，实际上也是应试教育”。
周光礼说，中考加分政策项目“由少变多，泛滥成灾”，本来照顾性的加分是为了公平，鼓励性的加分是为了素质教育，但现在这两项都走向了反面，“加分政策越多，各类钻政策空子的人就越多，百害而无一利，没有产生积极的效益”。
品种太多，程序不合法、不公平
据文新华介绍，各地探索中考加分改革从21世纪初早已开始。当时，考试加分政策特别是高考加分备受争议，各界迫切呼吁教育公平。受教育部邀约，文新华参与为中央起草有关推进教育公平的相关文件的工作，“但（中考加分‘瘦身’）这十几年来成效并不显著”。
由于我国普通高中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体制，考试招生工作在省级领导下，由地市或县区具体组织实施。“从这个角度讲，教育部只有指导和监督的权力，而监督也只能从程序上，对于加分的内容、分值，没有统一管理。”文新华说。
与目前情况不同，加分政策实施之初，各地制定中考加分项目并未涉及别的部门，主要还是以教育部门为主。据李学平介绍，当年的流程比较“简陋”，没有成立专家评审团，而是由各个处室根据需求提出，“一开始，由文体老师提出，比如体育方面足球、田径等竞赛类，艺术方面，美术、钢琴等，后来，各个学科也参与进来，要求华罗庚数学竞赛、奥数等也可以加分”。
“后来演变到各个政府部门、协会都掺和进来，处处是潜规则。”谢湘说，由于长期关注此话题，认识此领域的人也越来越多，2003年正值儿子中考，有人告诉她可以帮忙弄到“小小科学家”的称号，“当年这个称号值10分呢！”作为对此项不公平政策深恶痛绝的媒体观察者，谢湘没有接受当时这“轻而易举”的机会，但这正反映了中考加分涉及的部门之多、程序之混乱的状态。
昆明市教育局公开回应称，加分项目牵涉到体育局、民宗委、卫计委等多个部门，而市招委负责把部门出台的文件汇总、归类，再套出目前的加分政策。“这些上位部门出台的文件如果不撤销或下发新文件，就得一直沿用。”
文新华总结目前中考加分存在“品种太多”“程序不合法、不公平”等问题，“为什么呼吁收紧这么多年成效不大？因为收紧的责任方有问题。”文新华说决策中考加分政策不能单靠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独家制定”。
不过，也有严控加分成效显著的城市，比如广州、深圳、哈尔滨、南宁等地，这些城市不仅取消了鼓励类加分，真正可以加分的条目也仅保留在5条以内。
深圳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维护公平的角度出发，近几年深圳制定中考加分政策均没有自选动作。目前保留的五项加分政策依据来自《关于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的实施细则》《广东省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两个文件。
根据公示文件估算，2016年获得加分资格的人数占深圳中考总人数2%左右。其中，获得少数民族加分资格人数为1358人。对于少数民族加分争议，该负责人回应：“如果国家要求进一步清理少数民族加分，我们也可以执行，但是目前还没有这个规定。”
综合素质用分数没法衡量
“比如三好学生，本来就是学习成绩优秀的孩子，再给其加分有碍公平，我们认为现在已经到了要规范清理（中考加分）的时候了。”深圳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如是表态。而对于特长生的选拔，深圳设置提前批等方式，单列招生办法。
中考加分政策该何去何从，相关专家、学者意见不尽相同。
谢湘认为应该立即全面取消中考加分，“升学考试基本上考的是文化课，要保证大家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至于如何鼓励特长生，她认为应该把综合评价挪到考试之后，由学校根据特长自主选择。
作为教育一线的负责人，深圳明德实验学校校长程红兵则认为，对中考加分政策可以有步骤地瘦身，“首先要对政策进行全面梳理，哪些政策漏洞比较多、群众反映强烈的就先行取消，短期不能取消的要进一步研究后处理。”
“我认为要保留和完善，不应该与发展学生特长对立起来，还是应该保留适当的通道。”文新华建议教育部要加强制定、下发具有法律效力的统筹性文件，“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其次，教育主管部门要完善政策设计初衷，并加以引导，缩减人为干预较强的项目，比如优秀学生、三好学生等，将加分集中到基础学科和新兴学科，规范省级以上的竞赛科目。对政策性加分，应突出国家利益，而对于少数民族类加分则要慎重考虑，建议逐步减少。
文新华说，在制定政策以及执行程序层面，要合法、公开。他还建议，这一类的加分政策制定程序应由政府提案，交由各地人大审议通过，以反映最广泛的民意，增强政策的法律效力。而政策执行过程，除了涉及国家机密、重大利益的，其他的均要“晒到阳光下”。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分析认为，中考加分“瘦身”已成为必然趋势，但关键在于探索有效的综合评价体系与选拔方式。
“综合评价体系应该具备多主体且专业的特点，不是单一的行政主导。”储朝晖说，用加分评价综合素质的体系是政府包揽、一把抓模式，“要求全国的学校都按照模式来评价，跟分数一样，仍然是应试教育。”储朝晖提议放开综合评价的权利，由选拔学校自行评价，“事实上，学生综合素质没法折合成分数。”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吴颖民同样认为，学生综合素质用加分来衡量有点“说不清楚”，比如一名三好学生参与了大量的社会公益活动，最终获得5分，但这个得分也并不能证明做好事的真正价值。吴颖民说，这种加分相反会有不好的导向作用。“其实可以让录取中考生的高中学校自行评价学生综合素质，具体到学生的选拔环节上，可以有所侧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