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指标到校”的中考新政甫一出台即引发广泛争议，从年前争到年后，一直持续到现在。
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个政策的最大不合理性在于：广大家长和考生根据已有的规则做了很多努力，比如择校、考民办名校，现在突然要改变规则，那么他们先前所做的努力不说完全白费，至少是相当受损，这是不公平的，在政策的逻辑上也难以自洽，违反了形式逻辑最基本的同一律。
所以我完全赞同孟浩、韩志鹏两位委员的观点：应该有一个三年的缓冲期，也就是说，今年制定的中考新政，针对的绝不能是今年要参加中考的这些学生，而是今年准备小升初的这部分学生，让他们从一开始就依照、服从同一个规则来做安排、计划，只有这样才是公平合理的，也能保持政策的逻辑一致性。如果一个政策带有这样的逻辑硬伤还要强推施行，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前几天市教育局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我们才知道原来“指标到校”是国家、省的政策。我觉得即便如此也不应该这样来施行，还是那句话：新政只能管三年以后的考生，让现在准备小升初的学生和家长根据新政来制定计划，这才是合理的。这就像体育比赛，运动员总是按照比赛的规则进行训练；反过来说也一样，比赛的规则也只能适用于根据你的规则进行训练的运动员。如果运动员一直是按照某一套规则在训练，结果临比赛你突然改变规则，这就没法比了。
关于中考新政的初衷，相信是为了教育公平。但是，问题抓对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却有点本末倒置。广州教育最大的不公平不在于生源，而在于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平：同属公办学校，但教育资源的分配却有的多有的少，极不均衡，导致好的越好、差的越差。这样的不均衡直接催生了民办名校的产生，使考生和家长为了获得好的学位不得不付出额外的成本和代价，最典型的就是小升初的赶场考试和一直难以解决的择校费问题，义务教育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名不符实。
解决这个问题，正确的途径应该是从源头上找原因、在源头上下工夫：为什么会出现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如何确保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等等。而不是靠类似“指标到校”的指挥棒企图来引导学生不要再削尖脑袋进名校——只要学校的差异存在，学生和家长就一定会想方设法进名校，“指标到校”什么的只会给他们增加更大的负担、增加更大的不确定性。
当然，为了追求教育公平，广州也不是没有努力过，我印象最深的是名校兼并：由一所名校兼并数所学校，通过师资、资源的统一调配来带动那些学校共同进步。具体成效如何不得而知，至少从表面上看有一定的道理，当然也会面临学校传统的断代等等一系列问题。总之一句话：教育不公平，根子在学校和学校的行政主管部门，而不是在千方百计想要入读好学校的家长和学生身上。不去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却将着力点放在家长和学生身上，这不是本末倒置是什么？
广州中考新政面临的困局再次将一个老问题摆在全社会面前：如何确保公共政策的合理性？无数次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公共政策没有经过民意机构的审议、批准这一现代政治的合法性程序，导致其从一开始就缺乏坚实的民意基础，那么政策的合理性将断无可能，其施行也必定阻力重重。例子太多了，广州中考新政不过是一个最新的注脚。
不管怎么说，期待广州中考新政有一个合理的结局，否则广州的所谓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形象将失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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